貴族們為國王訂立了很多規矩，約束約翰的行為，這些規矩後來變成了約束君權的《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
在我兒子的大學畢業典禮上，州長致詞第一句話就說：「我今天的演講內容，你們一個字也不會記得。重點是，聽眾腦袋想的八成不是你所說的話。
你的聽眾本來就沒有理由聽你講話，所以請給他們一個理由。不管是在工作場合跟一百個人講話，還是在家對一個人說話，你所面對的聽眾都會有三個疑問，無一例外。這種呼籲沒什麼問題，只是很容易聽了就忘。但是你如果要抓住他們的注意力，你就得想到他們，你就得把自己當成聽眾。聽眾第三個問題：知道這個訊息了，然後呢？我應該做什麼？ 用行動呼籲來快速聚焦。
感謝是制式的開場白，也是造成枯燥乏味的元凶。不過實情是，邱吉爾確實說了那句話，但是那篇演說並不只有那句話，而是有740個字。如果大眾媒體對邊緣群體的服務不足，這些群體則必須有機會為自己發聲（這與聲稱『他們無法發聲，且媒體工作者正在給他們一個發聲管道』的說法恰恰相反）。
） Kodao執行董事Jola Diones-Mamangun透過電子郵件分享該書的幾條重點，以及社區廣播在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政府領導下面臨的當前挑戰。Tambuli計畫的資金枯竭時，大多數電台都瀕臨癱瘓，開始縮小網路規模，計畫停滯不前。（註：Kodao為全球之聲的內容合作夥伴。如果安蒂波洛（Antipolo）的杜馬加特人（Dumagats）想擁有自己的廣播電台怎麼辦？（註：安蒂波洛位於馬尼拉大都會以東的黎剎省，杜馬加特人是該省的原住民。
） Cagayano廣播電台、Lumad廣播電台和Sugbuanon廣播電台所在的社區居民不是在抵制採礦集團的進入和擴張，就是在反對可能破壞其家園和生計的大型計畫。後者San Roque則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大都會（Metro Manila）的都市貧困區。
Sugbuanon廣播電台本來全面運作，卻因警察和政客的威脅而中止。（編按：菲律賓的「red-tagging」〔貼上紅色標籤〕通常針對批評政府的民眾或組織，被貼標籤者可能面臨政府的不實指控等，國際組織認為此標籤有違並破壞菲律賓的民主制度。有了學術界、教堂、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社區本身等各個部門的協助，Tambuli計畫率先在菲律賓各地的偏遠村莊建立了20多個社區廣播電台。這必須以人民的傳播權為願景來追求。
如果社區成功設立社區廣播電台，便會廣播一系列與其他電台運作方式類似的節目（例：Sagada廣播電台）。舉例來說，雖然整個群島上有一百多個Natin廣播電台（低功率的馬尼拉廣播公司〔Manila Broadcasting Company, MBC〕擁有的電台），但如Sagada廣播電台這種真正的社區廣播電台卻很少。Lumad廣播電台則於2019年1月遭威脅和騷擾而關門大吉。廣播（通常）透過低功率無線電發射器傳播，窄播則透過公共傳輸系統播送。
不公平的是，像MBC這樣的大型廣播網在調幅廣播（AM）和調頻廣播（FM）上佔用了數百個頻率，所以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譬如在馬尼拉大都會地區、或宿霧（Cebu）、怡朗（Iloilo，另譯「伊洛伊洛」）、達沃（Davao）等地設置廣播電台。Cagayano廣播電台在2006年慘遭祝融，工作人員在卡加煙省（Cagayan）的Baggao遇襲。
」 上文前者Sagada位於菲律賓北部的科迪勒拉地區（Cordillera Region），是原住民族伊哥洛特人（Igorot）的故鄉。倘若失敗，則可建立一套公共傳輸系統，並在社區各處放置擴音器進行窄播，節目長度通常只有短短幾小時（例：San Roque廣播電台）。
作者採訪了本書計畫背後的其中一個團體，訪問社區廣播在菲律賓的重要性。Jola強調「人民的傳播權」應成為菲律賓廣泛追求實質發展和包容性民主的一部分：「這些挑戰都不容易，都不是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這些廣播電台長期都與可能被迫搬遷的社區合作，廣播上述議題，並為當地居民提供一個表達訴求的平台。但也正是「放大人民的聲音」這一使命，導致向掌權者吐露真言的人遭到惡意攻擊。第二個問題是，法律似乎不鼓勵設立獨立的社區廣播電台。為電台提供協助的非政府組織會被政府特別關注（red-tagged），其中一些成員甚至已被滅口或關押。
文：Mong Palatino 譯：Wendyyy 201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記錄了菲律賓社區廣播網面臨的挑戰。Jola提到1990年代初期，社區廣播電台如何形成一個廣播網：「菲律賓很早就有獨立的社區廣播電台，但直到1990年代初，已故的路易・塔賓（Louie Tabing，對菲律賓和孟加拉的社區廣播有極大貢獻）才開始建立社區廣播電台的Tambuli廣播網。
如果社區廣播最終想在菲律賓取得成功，就必須進行系統性的社會改革如果社區廣播最終想在菲律賓取得成功，就必須進行系統性的社會改革。
如果安蒂波洛（Antipolo）的杜馬加特人（Dumagats）想擁有自己的廣播電台怎麼辦？（註：安蒂波洛位於馬尼拉大都會以東的黎剎省，杜馬加特人是該省的原住民。作者採訪了本書計畫背後的其中一個團體，訪問社區廣播在菲律賓的重要性。
（編按：菲律賓的「red-tagging」〔貼上紅色標籤〕通常針對批評政府的民眾或組織，被貼標籤者可能面臨政府的不實指控等，國際組織認為此標籤有違並破壞菲律賓的民主制度。第二個問題是，法律似乎不鼓勵設立獨立的社區廣播電台。倘若失敗，則可建立一套公共傳輸系統，並在社區各處放置擴音器進行窄播，節目長度通常只有短短幾小時（例：San Roque廣播電台）。Lumad廣播電台則於2019年1月遭威脅和騷擾而關門大吉。
接著，她總結過去二十年來社區廣播面臨的主要挑戰： 永續性是主要挑戰。舉例來說，雖然整個群島上有一百多個Natin廣播電台（低功率的馬尼拉廣播公司〔Manila Broadcasting Company, MBC〕擁有的電台），但如Sagada廣播電台這種真正的社區廣播電台卻很少。
如果社區成功設立社區廣播電台，便會廣播一系列與其他電台運作方式類似的節目（例：Sagada廣播電台）。） Kodao執行董事Jola Diones-Mamangun透過電子郵件分享該書的幾條重點，以及社區廣播在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政府領導下面臨的當前挑戰。
有了學術界、教堂、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社區本身等各個部門的協助，Tambuli計畫率先在菲律賓各地的偏遠村莊建立了20多個社區廣播電台。後者San Roque則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大都會（Metro Manila）的都市貧困區。
不公平的是，像MBC這樣的大型廣播網在調幅廣播（AM）和調頻廣播（FM）上佔用了數百個頻率，所以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譬如在馬尼拉大都會地區、或宿霧（Cebu）、怡朗（Iloilo，另譯「伊洛伊洛」）、達沃（Davao）等地設置廣播電台。但也正是「放大人民的聲音」這一使命，導致向掌權者吐露真言的人遭到惡意攻擊。Tambuli計畫的資金枯竭時，大多數電台都瀕臨癱瘓，開始縮小網路規模，計畫停滯不前。廣播（通常）透過低功率無線電發射器傳播，窄播則透過公共傳輸系統播送。
為電台提供協助的非政府組織會被政府特別關注（red-tagged），其中一些成員甚至已被滅口或關押。首先，她解釋社區廣播的意涵：「社區廣播是由一社群進行廣播或『窄播』（narrowcasting）對該社區重要的議題。
Jola提到1990年代初期，社區廣播電台如何形成一個廣播網：「菲律賓很早就有獨立的社區廣播電台，但直到1990年代初，已故的路易・塔賓（Louie Tabing，對菲律賓和孟加拉的社區廣播有極大貢獻）才開始建立社區廣播電台的Tambuli廣播網。如果大眾媒體對邊緣群體的服務不足，這些群體則必須有機會為自己發聲（這與聲稱『他們無法發聲，且媒體工作者正在給他們一個發聲管道』的說法恰恰相反）。
Sugbuanon廣播電台本來全面運作，卻因警察和政客的威脅而中止。文：Mong Palatino 譯：Wendyyy 201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記錄了菲律賓社區廣播網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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